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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导演吴琦:《天时·戊戌志》 浮华世界外的“边城”
北京青年报 发布时间:2020年12月22日 10:28
北京青年报 2020年12月22日 10:28

  昨日,庚子·冬至,六集系列纪录片《天时·戊戌志》在腾讯视频独家上线。此后每逢周一21点更新,历时六周。

  “以中国不同地理坐标的六个生活现场作为观察切入口,在‘二十四节气’的时间轴上,以近距离全记录拍摄手法,立体纪录最普通的中国人在此前所未有的大转折时代,面对传统家庭、亲情、情感与自我梦想、外部环境彼此冲突之下,奋力向前的人生一年。

  “2018戊戌之年,他们面临狂风暴雨、面临天灾人祸、面临经济困顿、面临父辈失望、面临现实压力,以一己之力,努力向前。他们平凡的生活里,没有惊人的戏剧转折,没有英雄般的嘶吼呐喊,他们只是在真实的世界里真实地活着,为自己,为家人。”

  这是纪录片《天时·戊戌志》的主题词。

  六个“生活现场”,天台山、成都、洛阳、泉州、盘锦、江村,摄制组内部的叫法是“六个观察点”。2018年戊戌·冬至这一天,六个摄制组分别在六个地点同时开机,拍摄整整一年。整个行为听上去像一个“行为艺术”(当然是褒义的那种)。

  “这里面没有故事,只有生活本身。”这是11月22日在郎园看片、映后交流时印象最深的一句话。12月22日又在朝阳大悦城访谈总导演吴琦一上午,采访录音听出近5万字后,才终于有信心来讲《天时》的故事。

  四川人吴琦1970年生人。我们的缘分很绝。2010年有机会采访台湾演员秦汉,那时他在常熟拍电影《柳如是》,出演晚明学人钱谦益。采访之余出于礼貌也去跟影片导演聊了几句,印象中那是个讲“川普”的光头胖子,我甚至根本没有记住他的名字。结果那就是吴琦,《柳如是》是他不惑之年拍的第一部剧情片。

  《柳如是》后来回想起来是个有意思的电影。主演秦汉之外,另一主要男演当时还籍籍无名,后来成为偶像一时风光无两,叫冯绍峰。女主演万茜,直到10年后上了综艺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才翻红大火。而导演吴琦,因为这仅有的一部电影作品,被何平介绍进了中国导演协会。

  之后我发现了一部纪录片很喜欢,叫《对照记·如在镜中》,四处找资源想采访。那个纪录片的导演叫吴琦。我一点儿没有把这个名字跟《柳如是》联系起来。最终与吴琦再遇,重新互相指认,是数年后纪录片《大后方》的看片会。再后来,有纪录片的问题我就问他。

  朋友圈里,他是个练咏春、弹古琴、写书法、养猫,活得很有能量的人。曾经我跟他说看焦波的纪录片《乡村里的中国》看得大哭。后来他告诉我他要拍二十四节气,“等于是把《乡村里的中国》乘以6”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《天时》的消息。

  2019年我正访纪录片《大河唱》,在鼓楼西剧场与吴琦偶遇,惊见他减了30斤体重,这时《天时》已在完成中。

  没想到此番追问《天时》的源流,无意中几乎问出了吴琦的一生。他50年的经历,似乎都在为这部片子做准备。“就像农人,看天吃饭,雨露霜雪,庄稼生长。”

  我喜欢这句话。

  给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献礼

  北青报:你的机会好像都跟“命题作文”有关。当年《柳如是》如此,这次《天时》听说最早也是。

  吴琦:最早是清华大学雷建军(注:另一个纪录片人,拍过《喜马拉雅天梯》)找我,当时河南省有关方面找他拍二十四节气,他知道我好这个,就把我推过去了。聊着聊着,又做了很多调研之后,我就发现人更重要。我觉得二十四节气只是一个工具,只是人智慧的一个结晶。真正好看的是人怎么用,或这个东西怎么跟人互动的。

  但是这个想法就跟他们的不太合拍。后来有人好像也拍了一些关于二十四节气怎么唯美的,我就不想拍那么一个片子。其实那片子对我很容易,拍春天花怎么开,秋天怎么叶落,领着一帮摄制组就去吃苦呗,吃那种苦。但那个东西对我挑战很小。

  北青报:那是哪一年?就是《天时》开始的那个“五年前”是吗?

  吴琦:2015年。我们还花了它一点调研费,第一站我们去了白马寺。那时候我想“禅意”可能是个关键词,然后走访了河南那些村子。他们希望我就在河南把这个片子拍了。我就有点儿不干了,我觉得不是那个意思。反正很多理念的不同吧。

  北青报:你是怎么又把它发展成了《天时》?

  吴琦:我成长过程中有个重要的老师是费孝通。我老说“我是费孝通先生的关门弟子”,关在门外的弟子。2000年在中央电视台,因为2001年要上CCTV10科教频道,各栏目都在做筹备,我筹备《人物》栏目。当时整个科教频道那个level定得挺高的,频道总监说“我们要让我们的片子能上书架”,是那种长读的书。《人物》就在想拍谁第一期当样片,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就决定拍费孝通。

  那时候费先生还在,我跟着他去了江村,给他做了长时间的访问,研究费孝通先生的一生和他的学术。后来我们知道,2000年离费老先生去世,后边也就没几年了。所以我应该是最后一拨儿给他做人物传记片的导演。

  西方学术界如果想研究中国学者,必看书目是《江村经济》。就是因为费孝通先生这个社会人类学的工作方法——通过观察一个村落,一个很小的观察点,他几乎能够总结出整个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某些特征。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。

  费孝通先生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,就是说我们拍纪录片的人,实际上在做一个社会人类学的工作。从某种意义上,我们《天时》今天这套工作方法,从那时候其实已经在萌芽了。所以又过了20年,我们终于捞到一点机会,捞到一点不多的经费,望其项背但尽量也用一个纪录片的方法去做了。

  今年是费先生诞辰110周年。很巧,我们这个片子算是给费孝通先生一个献礼。费先生讲述自己身世的时候说了一句话:“我们全家人都是在告别一个旧的时代,走向新的方面的一群人。”他生于1910年,正好是在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中。

  和所有人的故乡握手言和

  北青报:“不多的经费”最后从哪儿来的?

  吴琦:后来我就不断跟人说这个事。我那个合伙人是一个从德国回来的科学家,在海外研究视觉科技,做三维影像什么的。他就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,特别想拍。而且他有很多朋友,当时2016年,电影的整个泡沫啊什么都还好的时候,就特别想投这个。但实际上投到一半,有的人就不行了。所以我一开始定的那个预算最后没有实现。就一边在拍一边在减预算。我就说我们就像农人一样拍这个片子,在天地之间让这个片子长,风吹日晒、病虫害,什么都没落下,最后长成这个样子。

  北青报:六部片子同时在2018年一整年拍摄的,从冬至到冬至,一个时间的轮回。选2018年是特意的吗?

  吴琦:选2018年是很巧的一个年份,因为它是戊戌年,两个甲子之间。120年之前,“戊戌变法”是真正动摇了当初费孝通先生说的“中国人那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”,几千年都不变的。120年前,“六君子”导致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要变。我们在拍片之前给全组的小朋友都推荐了一本书叫《四千年农夫》,这本书是一个美国学者写的。120年之前动掉的东西,是前面4000年我们积累起来的,一个传统农耕的小亚细亚的生活方式。这个美国学者就认为这个方式实际上是有序的、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。

  大家都知道,我们今天说的2020年,这个时间的概念其实是从1911年开始才有的。之前我们都不用这个时间概念,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时间概念是一年二十四个节气,转一圈就是一年。转这一圈以后,我们的衣食温饱,都在这一年里就解决掉了。这个片子某种意义上,是我们站在一年,回望我们四千年的一个时间的跨度。所以很累,很难做,但是我们也把它做下来了。

  “你是谁呀?你从哪儿来啊?你要干什么啊?”所谓“看门大爷三问”,其实柏拉图老师也问这仨问题。就是我们不断在灵魂拷问,我们会静下心来想,我们该过什么样的日子,该怎么生活。今天,我们都AI了,都人工智能了,我们天天看抖音我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。所以这个片子从某种角度上,看看大家能不能通过我们这套片子,也想想自己的活法儿。

  所以我们在全组聊这个片子说“这个片子潜台词叫什么?”我觉得潜台词就是“活着”,或者说在时间这条河里游泳的那个方式,有的人可能用“狗刨”,有的人可能用自由泳,有的人用仰泳,特潇洒。但我们每个人都不想沉下去,都想游到对岸去。这就是我们生活最本质的东西。

  我这套片子从某种角度来说,不合时宜。大家都在看短视频,都在要快节奏的年代,我要把大家扣到这儿90分钟来看一个看上去没有故事的故事。为什么我会做这样一件事情?韩浩月写的《世间的陀螺》,后半本的标题就叫《和故乡握手言和》。我觉得这个是我拍这套片子的一个心态。曾经我们认为特别low,特别小镇,都已经过时的生活方式,我们重新再去回望一下,看看里头是不是还有精彩的东西,还有闪光的东西,还有生活最本真的那些东西在。

  我们的片子没有故事,只是生活本身

  北青报:你们选择在这么个“网红年代”拍素人,胆子好大。

  吴琦: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帖子,日本一个摄影家叫久保田博二,他在上世纪80年代拍了很多中国的图片。久保田博二说了一句话——“我只拍普通人,普通人就是所有人”。实际我跟我们创作团队的小伙伴们在一起的时候也说:“以今天中国这样一个巨变的时候,我们拿着摄影机到街上,你跟他的生活,只要时间够,都会是一个特别好的片子。”就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部纪录片的主角。我们最近看到很多片子,包括我的朋友程工他们拍的《生活万岁》,他们拍一些很特别的人。而我们这次就是你在街上碰见,他就是一个普通人,根本想不到谁会给他创作拍一个片子,但我们就给他拍了。

  我们在社交媒体经常看到名人,或者长得特好看的人,实际上他本质不是那样的。我个人认为,我们今天大部分人活在一个信息的茧房里,这个信息的茧房是我们每天刷抖音、刷朋友圈、刷各种自媒体得出来的一个虚幻的印象。

  这套片子我们在跟腾讯合作,腾讯商务的朋友颇有些为难地说:“吴老师,你这个片子要讨论的问题是不是有点儿太严肃了?”今天有人也问我一个问题:“你考虑过观众吗?”我的回答是:“我真是特别考虑观众,我希望他们看点儿真的,就别天天跟吃假药似的,多难受啊。”

  我特别考虑观众,我觉得作者和观众是互动出来的。我跟你大家一起往前走,或者说做更有意思、更好的东西。人生就那么短,你看多少片子都是有限的。我现在天天觉得看的片子、看的书都是有限的,是有一个限度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,我们是把这套片子美颜滤镜都摘掉,就像我们海报上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我们的片子没有故事,只是生活本身”。我们只是从每个人生命那条河里头,在2018年这个水文点上,舀了一瓢水献给大家。希望大家从这瓢水,从这个普通人看到所有人,看到自己。

  所以基于这样我们选了六个点。其实可以选更多的点,但是我们的经费有限。其实这样一个建制,六个组拍一整年,其实也挺吓人的一个制作规模。我们又是在民间找的经费。所以就挺难的。

  活在泥土里那种真切的生活质感才更真

  北青报:选这六个点的逻辑是什么?

  吴琦:首先洛阳,是因为我们最开始研究中国二十四节气的来源,这二十四节气最终的定稿,是在唐朝时洛阳定的。他们洛阳人说在洛阳二十四节气是最准的。我们现有的这套文明,这套基本的生活方式,是以中原文明辐射出来的,而洛阳是中原文明非常核心的一个点。所以我们首先选择了洛阳。

  之后我们想涵盖整个中国,东南西北,洛阳是选了“中”,往南我们选了泉州。泉州是宋代以后中原的地理空间另外一个投影。它住的是客家人,是元朝时蒙古人打进来以后他们的一次迁徙,带走很多中原基本的生活方式。就我们去泉州听南音,听到的其实是宋朝的声音。是这样一个感受,我们选了泉州。

  选择成都郫县是因为,在都江堰建成之前,那一片是飞沙走石、寸草不生的地方。都江堰导致成都平原成为一个鱼米之乡、天府之国。就是因为有一个人为的水利工程,它的自流灌溉造就了这样一个地方。我们今天还在享受这个水利工程的恩惠。所以我们选择郫县的一个村子安龙村,那个村子里我们拍的那家人,是在一个美国人的启发之下,孤身一人像一个风车斗士一样,坚持生态农业的一个新型农人。而且他天天以自己是一个小农而感到自豪,我觉得也很有时代的代表性。

  北边我们选择了东北盘锦,大规模那种稻田种植,很有农业的那种味道。东我选了天台山。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山,它是禅宗天台宗的主庭,日本人特别爱去。然后浙江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,今天如果浙江的商人都休息了,中国的经济可能就基本完了。但就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大省里头,天台山我们拍的这两家人,其实在用几乎是两千年以前的农耕方式在生活。他们就是靠山吃山,有太阳就晒太阳,没太阳就在屋里猫着,过的几乎是我们古人那种农业的生活。

  最后江村,因为是费孝通先生的观念导致我们这个项目,所以我们在“东南西北中”之外,选了“外”一个,选了江村。因为那个地方是几乎从费先生做完江村调查之后,一直在他的思路底下,在影响江村的发展。所以江村也是一个我认为有趣的样本。

  我们选了这样六个地方,想体现费孝通先生在1947年那本《乡土中国》里说的那句话——“从基层面上来看,中国是具有乡土性的。”我们今天好像过着很现代化的生活,像我每天不喝咖啡好像都不行,但实际上,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,或农民的后代。我们都在一个乡土性上生活。

  所以我就跟团队说:“我们拍纪录片的人,工作方式跟农民是一模一样的,就是靠天吃饭。下雨就拍雨天,不能让雨停下来。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走,农民能够让他的庄稼收成好,他一定要有大量田间地头的工作,这个庄稼才能种好。我们拍片子其实一模一样的。”而且那个过程感也是一样的,我们享受拍每一个镜头,并不是为了只有收获的那一个瞬间。就像农人,他在捉虫子、除草、耕地、插秧,各个环节里都是有感受的。

  “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样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,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,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,从容地摸熟每个人的生活,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样。”这是费孝通先生在《乡土中国》里的一段话。我们为什么没有去拍大都市,而选择拍了这样六个点?是因为我特别相信费孝通这句话,它实际上在说我们每一个人,只有像活在泥土里那种真切的生活质感,才更真一点。

  欢迎大家到边城来玩

  北青报:这一听上去调研功夫就不小。具体是怎么找的?

  吴琦: 开车、租车、坐高铁,我们全国跑了30多个地方。我和制片人廖茗,90后小伙伴。我们差20年,他叫我老吴,我叫他老廖。

  全国都跑,也有人推荐,去了好多地方。根据我们的理念去找这些点,包括当年温铁军搞三农问题在河北定县的试点我也去了。去过终南山,也去了林耀华当年写《金翼》那个村子。最后反而我们选了那些更自然的生存状态。

  北青报:举个例子,比如天台山那两家人是怎么找到的?

  吴琦:我们就想,既然我们在讲人顺应天时这件事,一定要找一个真的特别自然的区域。它又在,又能亲自去拍,我们就选择了浙江天台山。我们也是认识一个在北京生活的作家,我们其实拍的是他的外甥家。片子里那个老爷子多棒啊,老爷子说:“我们从前搬到这儿来,就像现在的人要跑到外面去一样的。”那段祖孙对话,特别动人。

  天台山确实好,我们去到那儿天天听那个竹林的声音,特别治愈。为什么又选了山下那家?就是我们开始调研以后觉得,这家人它跟四时的变化关联还是弱了点,因为他就是跟竹林相关,挖笋。就又找了山下那家。原来那个片子叫《山上山下》,就讲天台山里的人和山下的人。山下张家大哥那家人,种菜去城里卖,它不是理念先行的生态农业,它被逼无奈的生态农业。他只能靠山吃山。

  北青报:而且那种冬天围着一个火塘,以前都以为是川西或者藏区的生活方式,在他们那儿也看到了。

  吴琦:反正我去到天台山那一带,就常常想起我小时候,好像时空又往回扒了一下时钟。就那种湿漉漉的气息,火塘的味道,烟和外面猪粪牛粪的味道,还有那种冷。我们专门给摄影机买了干燥柜。磁头都发霉了,整个那些硬盘都潮死了,机器第二天拿出来都是水。我们为天台山专门设了除湿柜,别的点都没有。我们住的地方就是作家他们家,安排了一个基站。

  北青报:那天看片会,你的PPT里选了一段沈从文的话:“我得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,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,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‘活下去’以及‘怎么样活下去’的观念和欲望,来作朴素的叙述。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,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,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,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。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,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,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,但同时说不定,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!”

  吴琦:那是有天我翻沈从文的东西,发现沈从文1934年写的《边城》一个题记里头这段话,特别像我今天想跟观众说的话。

  这一定是一个不大众的片子,它是给一些想琢磨点儿事情的人看的片子,想琢磨我们中国人今天活的这个样子的来龙去脉的人。我们看上去讲的都是些很普通的故事,但我希望大家看到更后面的,就像沈从文写的《边城》里的故事。所以我自己给自己这套片子定位说:“如果我们每天在手机里翻的那些社交媒体,或者眼花缭乱的各种广告或者带货,是一个浮华世界的话,我们这套片子应该算是这个浮华世界之外的边城。”

  欢迎大家到边城来玩。

【编辑:张翀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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